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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你的房有可能下一个被拆（一）

10月中旬的一天，井蕴娇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行进，手机响了起来。

“四合院难道卖不出去了？”对方上来就说。

“啊？您说什么？”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当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了精心筹备的“首届四合院专场拍卖会”。西苑饭店的鸿运厅中，17座四合院的展板逐个排开。到场的竞拍者有200多人。一家报社甚至派出3名记者，计划进行整版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一名在场者回忆。

令人失望的是，正式开拍后，热闹的场面却冷清起来。第一套、第二套……任凭拍卖师如何大力推荐，始终无人举牌。起初拍卖师还认真地介绍，后来干脆一带而过。

“哦，原来是这件事儿。”井蕴娇听后，舒了口气，说道：“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1997年，她创办了万德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历经数年发展，该公司已成为北京四合院代理的权威机构，每年成交量数十套。

此前，主办方拍卖公司曾力邀万德成共同举办拍卖会，然而井蕴娇没有同意，理由是四合院的交易市场并未成熟，不适合拍卖这种形式。

“不同于艺术品，四合院由于历史原因，产权十分复杂。”她解释说。按照经验，仅仅处理产权人之间的分歧，就要花去两三个月的时间，“拍卖显然有些仓促”。

对于流拍的原因，主办方负责人称，拍卖前一天接到通知，10套房源不得向非中国国籍人士出售，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然而到场的胡同保护人士华新民却并不认同这一解释。她分析说：“恐怕更多买家担心的是，自己购入的四合院会不会面临拆迁。”

一名法籍竞拍者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最终，一场筹备4个月之久的四合院拍卖会，不到1个小时就草草收场。

“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卖”

一位香港律师，最近很为自己购入不到两个月的四合院担忧。“一会儿说要拆，一会儿又说不拆。”每隔几天，他都会打电话咨询，可是“连规划局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可是我的私有财产呀！是不可侵犯的！”深知法律条文的他，在电话里大吼。

“买四合院的最忌讳拆迁。”有着5年专业代理经验的万德成公司业务主管蔡颖接手过上百座院子，在她的印象中，不少客户第一关心的就是“房子会不会被拆迁”。

这一疑问，她无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哪所房子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并建议他们到规划局咨询。”

然而，即使通过内部人士，得到的信息要么是模糊的，要么干脆“不知道”。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买房人被明确告知没有规划，事后院子却依然被拆。

“那么保护区内的房子，就一定保险吗？”记者追问。

蔡颖摇摇头。一位知名人士，去年在北河胡同买了一套原风原貌的四合院，还没来得及修缮，就遭遇了拆迁。“现在只剩下一块大工地，房子、石榴树等等，什么都没了。”沉默了片刻，她这才说道。

除了交易后的风险让人头疼，交易中的产权谈判同样充满了波折和困难。

代理机构无法借助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他们只能严格按照市场规律，理清产权关系，协调买卖双方，最终达成交易。其中，产权是核心问题。因为在市场行为里，每个产权人都有决定权。而在能够进入市场流通的私产房中，一套院子有十几名产权人的情况，司空见惯。

单是确认产权人这一项，就十分繁琐。“必须根据房本，挨个对照，落一个都不行。就算他们在天南海北，也要一个个地问清楚。”蔡颖介绍说。

她的工作，常常是挨家挨户地谈判，因为“只要有一个产权人不同意就不能卖”。“你算算，一大家子人呢！老爷子去世了，把房子留给兄弟几个。他们分别还有下一代吧？再加上孙子辈儿的，怎么也得十好几口儿！”

有时候，蔡颖更像个心理医生或者是居委会大妈。什么“老大怎么不孝顺父母”、“老二这么多年没管过房子了”之类的，产权人都会向她唠叨。“虽然是些家庭琐事，但我们也得出面劝一劝，这样有利于工作的展开。”她无奈地笑了笑。

5年前，美籍华人李先生看中一套位于什刹海的四合院。正当双方谈拢，准备签约之时，对方却神秘地来了个电话：“对不起，我有政治任务，不能卖了。”至今，李先生还是云里雾里，难晓其中奥妙。

第二次，他看上的院子归两户人家所有。经过分析，他决定紧盯“大产权人”，“因为他更想卖”。一来一回，大半年的时间，双方才把价格定下来。等着办过户手续的日子里，“小产权人”又变了卦。

“那是位96岁高龄的老先生，老人嘛，总不希望祖屋被卖掉。”李先生只好继续等待。直到数月后老人去世，他才如愿以偿。

“只有尊重产权，生意才能做成。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卖。”蔡颖这样归纳他们的宗旨。

[奇闻录之] 中科院研究员:科普法应删除“伪科学”一词

滥用“伪科学”概念容易误导，百余学者提出联名申请“伪科学”概念不科学

“伪科学”一词常被提及，特别是在科技打假中作为维护正义的名称时时出现，而一些学者日前正在联名要求废除“伪科学”一词。一场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发起的“废除伪科学”学者签名活动刚刚结束。记者昨天获悉，该活动征集到150 名学者的签名支持。这场签名在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它被何祚庥等院士认为“非常荒唐”。

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通过电子邮件给几百名学者发信——《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号召学者们联合签名，废除“伪科学”提法。在这封长达两千字的电子邮件中，宋正海称，“伪科学”一词原来是指 “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但现在却被人滥用，“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

宋正海在信中向有关部门提出三大“恳请”，“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百余学者签名上书

截至昨天，已有150名学者响应宋正海的建议“签名上书”。“我们将尽快把这些签名的文件送到科技部有关领导。”在宋正海给记者提供的签名名单中，记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孙振远、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刘易成等知名学者的名字。

[奇闻录之] 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

晨报讯 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领衔，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这一重要研究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中外所普遍认同。中国人也往往以自己是 “龙的传人”而平添了几分自豪感。然而，“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考虑到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吴友富建议，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此外，还要有所考虑到民族、宗教信仰和地域文化等因素。

吴友富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佛教和儒家文化是心存偏见的。而其实中国的儒释道三家，追求的是修身养性，倡导的是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充分体现出了人性。因此，在重塑和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时，应该非常重视和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积极元素，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重塑出能够真正代表当今中国形象的标志物和载体。

就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构建的实现途径，吴友富表示，要通过大力宣传、挖掘和阐释类似“龙凤呈祥”、《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来形象化地表达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好、祥和的理念与民族文化底蕴。

据悉，这个课题如果完成，所塑造的中国国家新的形象标志，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 通讯员缪迅 宋杰

[他山之石之] 雷颐：所谓“两把军刀托起一面太阳旗”

作者：雷颐

“文革”期间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常有政治运动，每次“上面”都要派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因为当时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根本不关心政治。

工作组一进村，“政治”便突出起来。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标志之一，是每天不知道要喊多少次“毛主席万岁”。出工前、收工后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念语录喊口号“献忠心”，每次开群众大会时“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但来我们村的工作组却规定，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不能喊“毛主席万岁”，更不能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那时我刚到农村，对此百般不解，便问工作组为何不让他们喊，工作组回答说，革命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喊“万岁”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但“四类分子”是专政对象，他们肯定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夺回被没收的财产，人还在，心不死，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毛主席一定心怀仇恨，别听他们喊出来的也是“万岁”的声音，但心里实际想的肯定是“万碎万碎万万碎”，所以他们喊的一定是反动口号，当然不能让他们喊这种反动口号。

这种“诛心之论”在“文革”时期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甚至从1960到1966年一度无处不在的第三张“毛泽东标准像”中，也被一些“革命群众”“解读”出有“偏听偏信”的问题。

从1950年至今，新华社先后公开发表了4张毛泽东标准像。据加工、制作这4张标准像的陈石林先生回忆，从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之前，先后公开发表了2张毛泽东标准像。1959年9月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同意，决定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新的标准像。为了让标准像不过于呆板，新标准像是毛泽东的半侧面像，由于是半侧面，双耳自然无法同样突出。新标准像加工、制作后，经毛泽东亲自选定、批准，在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新的标准像。直到1966年底，全国到处悬挂的都是这第三张标准像。当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也是以这张半侧面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但从1964年起，随着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个人崇拜”日渐浓重，“一些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对第三张毛泽东标准像提出了意见，认为半侧面像只突出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似乎毛泽东在‘偏听偏信’。”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决定再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正面双耳的标准像。新的标准像在1967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取代第三张标准像，一直使用至今，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就是按第四张标准像绘制的。（陈石林：《我加工、制作毛泽东标准像的点滴回忆》，《党的文献》2000年第3 期）所幸这第三张标准像是经毛泽东亲自选定，不然有关人员还真无法担当让伟大领袖“偏听偏信”的责任。

建筑讲“风水”是中国悠久的传统。但在大破“四旧”的文革中，当然要被严禁。不过，那时却又产生了更加严格的新“讲究”。现在的长沙火车站是“文革”中新建的，设计时，有关方面要求主楼顶上必须要有一把巨大的火炬，象征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焰由此点燃。但设计时，火焰的“朝向”却成为想象不到的难题。当设计火焰微微向北、以表示“心向北京”时，有人提出，这说明从香港刮来的南风太劲（当时香港还未回归，是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前沿阵地），“南风劲吹”，居心何在？于是，设计者欲将火焰改为南倾，显示“北风劲吹”，但立即有人反对，认为表现北风强烈，有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只“北极熊”鼓吹之嫌。为了表示“东风压倒西风”决定火焰西斜，但有人说，台湾在东边，这有“台湾压过我们”和“心向西方”之嫌。火焰东倾，又被说成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更是严重政治错误。万般无奈之下，最后的方案竟是红红的火焰直直向上。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段子：据说一个外地人刚下火车，惊叹道：“早就听说湖南人爱吃辣椒，没想到爱到这种地步，连火车站上面都要竖一个辣椒！”

现在想来，可以把“万岁”诠释成“万碎”，从只露出单耳的侧面像中可以解读出“偏听偏信”之意，从火焰朝向能分析出政治倾向、态度，不能不使人佩服诠解者的“思想深刻”、“目光如炬”。使人更加钦佩的是，这与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开始流行的“后现代批评”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批评”产生于西方的学院之中，自有其思想、学理渊源。但其中也有某些教授是受中国 “文革”这种诛心之论的启发，才写出了汗牛充栋的“理论巨著”，精心建构起“后现代”理论大厦的，把“文革”那种粗鄙的“诛心之论”幻化成精致诱人的学术话语。“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就是“反本质主义”，认为作品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意义，以前的批评家竭力从作品来探讨作家、艺术家的真正的创作本意、观念和作品的“真实意义”完全不对，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作品意义”和“作者本意”的客观对应关系。他们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这句话发展到极端，认为一个作品一经面世，它的作者就丧失了对它的阐释权，这种阐释权完全在受众——读者、听众和观众手中。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来说，就是作品一经问世， 作者实际已经“死亡”。他的名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声震一时，至今仍回响不绝。也就是说，虽然你喊出“wansui”这个声音，但你并无权解释、决定你的意思是“万岁”还是“万碎”；虽然你拍了一张人物侧面像，但你并无权解释、决定你的意图是为了使相片中的人物看起来更加生动还是要表现其“偏听偏信”；当你设计火焰时，你无权决定火焰在风中的朝向是为了逼真传神还是“别有企图”。意义的决定权完全在受众，起码是某些有“话语权”的受众手中，你只能听任旁人“阐释”。

以高度抽象性和符号性为特征的现代艺术、现代建筑更为受众的自由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例如，在2000年举行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上获金奖的《五角星》，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 “五角星”以黑色十字架和黑色背景衬托，由锈迹斑斑、破碎残缺、凹凸不平的旧金属片焊接而成，其中还夹杂着链条和打穿的空洞。对此，一种观点愤怒地认为： “黑色与红色何以相容？锈迹斑斑、破碎残缺的旧薄铁皮拼凑之物与铮铮闪亮、钢铁般坚实的共和国之星岂能同义？”“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国徽，该为这黑色、腐朽、残破的‘命相’所取代了？”这是对“红底金星”这一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因为“红底金星，不仅是凝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形象，也是令一切仇视‘红色政权’的敌对势力为之不安的鲜明的政治性符号。因此，任何将‘红底’篡改为‘黑色’，将‘金星’篡改成‘破碎残缺’之星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的情感所不能容忍的。”（汉伟：《这是个什么样的〈五角星〉》，2000年7月1日《中国文化报》）而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这 “是一个旧的带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来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裂开后又焊接，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艺术技法上有让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给人一种深思，给人一种联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个具有革命象征性的形象》，闻立鹏：《观念艺术加到绘画技法里》，2000年7月1日《中国文化报》）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批评家们得出的结论竟如此不同，比鲁迅先生所谓从《红楼梦》中道学家见淫，才子佳人看到缠绵悱恻，革命者从中发现反满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风波屡起，一度难产便与这种“阐释的自由”不无关系。此楼由日本公司投资、设计，这个顶部有圆形“露光”的设计方案公布后，遭到一片斥责，为数不少的中国建筑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联想到“两把军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阳旗”的造型设计，因为“这建筑到时候是要代表中国形象的，代表国家形象的东西如果让人觉得有隐晦的意味总是不好受的”。如果设计者料到如此，一开始若将这个圆形的“露光”阐释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阳，而是“东方红，太阳升”的太阳，两个细条状建筑面阐释成人们高张双臂向太阳致敬，岂不可避免这场风波？对于这些争论，有关领导曾私下就造型问题与日方交流过。由于方案已不可能大改，于是在最新的修改设计方案上“露光”的圆洞下部出现了一座天桥，让人勿将此诠释成“太阳”。经过这样修改，此楼近日终于再度开工（《似日本军刀七年难产传言不断》，2004年11月12日《法制晚报》）。当然，人们仍可严厉责问：“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上横加一杠居心何在？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后现代”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是非常正常的，端看谁能想方设法理论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对作品的阐释实际成为阐释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确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卡勒（ Jonathan Culler）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所说：“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的范围内才会“有趣”，即无论阐释者把作品阐释出什么“意义”，诠释如何“过度”，作品创造者的生存状况不因此受任何牵连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第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上海的有关部门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是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 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原题：“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奇闻录之] 深圳公开处理百名卖淫女嫖客

昨日(29日)，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百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

上下沙、沙嘴举行两场大会

自11月24日开始，一场“扫黄”风暴席卷福田，据悉，这场打击整治涉黄犯罪的专项行动将持续两个月。昨天下午，福田警方召开的这两次公处大会，对近期在开展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了公开处理。

昨天下午，记者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看到，50名涉嫌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井亦军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

据介绍，福田警方的打击涉黄犯罪专项行动以沙头、福田、南园、梅林、景田片区城中村为重点，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严厉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人员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其他黑恶势力，打击路边、公园等场所招嫖女、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活动，清理出租屋内从事色情服务、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人员，挤压利用出租屋违法犯罪的空间。

福田警方统计，11月25日、26日、27日，警方共出动了3000人次警力，连续开展三次集中统一行动。截至11月27日下午5时，共破获涉黄案件109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67人，其中卖淫嫖娼行为人67人，站街招嫖女71人；其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同时查封取缔场所79家，查封出租屋78间。

重点地区将定人定岗巡查

据福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罗荣才介绍，将对存在路边招嫖、派发色情卡片等丑陋现象的重点地区、部位，组织专业队定人、定岗、定责昼夜巡查。此外，将对出租屋存在涉黄的业主严厉查处，通报房屋租赁部门吊销其租赁许可证，对无证10 元店、中低档招待所，通报工商部门坚决予以取缔、查封。罗荣才强调，将出动福田刑警大队配合派出所、边调查、边打击、边整治，严厉打击涉黄的组织者、经营者、策划者、保护伞，组织扫除“黄赌毒”专业队深挖涉黄团伙。（记者丰雷通讯员毛寿斌）(来源：南方都市报)

贺卫方教授：九大问题拷问中国死刑制度

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尊敬的马校长、尊敬的法学院的各位领导、云南民族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

非常荣幸，这次真的是意外之喜，能够利用来昆明这样一个机会，接受云南民族大学的邀请到这儿来做一个报告，而且很荣幸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能够成为云南民族大学的客座教授或者兼职教授，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一个荣誉。我要在校长面前表表决心，以后多来，能够很好地为学校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到云南来，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我今天在路上和法学院的几位老师说，云南民族大学应该是全国民族大学中最好的一所，因为我们是根底最厚的，是民族文化最具多元化的学校。这个地方有非常多样化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交流，就像语言的接触一样很多很复杂，民族的构成也很复杂，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地相处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彩云之南，真的是让人无比的向往。云南当然还有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云南属于中缅边境，贩毒比较厉害，因此被抓的人比较多，在法律上来讲，死刑问题在这个省份非常突出。我听说一些靠边境的村落里，男人都被枪毙的差不多快完了，（笑声）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非常多。

死刑问题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死刑是一个既严重又敏感，甚至不知所措的一个问题。中国每年到底杀多少人，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国家绝密——据说在这个国家只有三四个人知道中国一年到底杀多少人。据说有一次，总书记要问一下了：“我们国家一年到底杀多少人啊，外国人老问这个事？”最高法院院长说： “对不起，总书记，我不能在电话里和您说，我怕泄露了秘密，我要当面和您说。”当然他可能想乘机见一见总书记。（笑声）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国际相关组织每年都有一个估计，估计的数量不大靠谱，因为他们并没有可靠的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每年枪毙多少人。我们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其他国家每年杀多少人都有严格的统计数字，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美国宣布过去的十年共判处了不到一千个人的死刑，那么每年的数字都是很低的。印度在前年全国执行死刑的总数为三十六个。印度也是一个将近十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才三十六个，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在印度判死刑时，只要这个罪犯喊冤枉就不杀了，（笑声）法院就要审查一下到底为什么冤枉，要不冤枉他能喊冤枉吗？而且印度执行死刑不用枪，用绞刑。绞刑是一个技术活儿，需要有刽子手来执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绞死的，那是需要专业化的一个职业，所以全印度执行死刑的刽子手的数量一年一年的减少，现在全国只有五个刽子手在执行死刑，他们不愿每天都执行，他们说自己压力很大，想请那些退了休的老刽子手重操旧业，但年老的刽子手说：“我不想干了，杀人不好。”所以印度执行死刑的力度就不如我们国家来的那么强有力。我们的统计数字是绝密，统计的方式是看报纸：我们过去的严打斗争取得了什么成果，然后将杀了多少人公布出去。不是全部公布，而是每个地方分别公布，比如说昆明中级法院昨天又执行了17个死刑，如何如何，有的甚至有照片。昆明中院17个，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23个，绍兴市中级法院50个……全国就这样统计，结果统计出来的数字把他们自己吓了一跳。总体说来，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笑声）用“杀人如麻”来形容我们国家法院杀人的情况并不过分。

死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问题，国际人权组织每年发布公告，对中国过多地执行死刑进行谴责，认为死刑涉及人权问题。在欧洲，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就有废除死刑这一条，一个国家如果不废除死刑的话不能加入欧盟。所以土耳其现在争论的很厉害：到底废不废除死刑？由于这样一种观念，欧盟各个国家将死刑的存在本身视为一个人权上的严重问题，所以当欧盟与中国发生国际交往的时候，中国如此严重的、杀人如麻的状况成为他们与中国之间交往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是他们不断地进行指责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也影响了我们的外交，国内也有一定的压力。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死刑进行反思。

我们发现了几个冤案。去年三月份，河南省的一份报纸突然报道了河南省郑州市公安部门抓获了一个现行犯罪分子，这位王先生招供说他不仅仅在此犯过罪，以前他还在石家庄一个郊区强奸杀害了一位妇女，别人还不知道。公安部门的人觉得这事必须立即通报石家庄市公安部门。电话打过去，石家庄市公安部门一查，说：十年前那个凶手已经被枪毙了。（笑声）聂树斌先生，他那年还不足21岁，是2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当年当公安部门发现田间小路旁的一具女尸的时候，有人说曾经看到过聂树斌骑着自行车路过这儿，然后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自然而然地是要交代他杀了人。据说当时的报纸报道了如何让狡猾的犯罪分子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笑声）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突击审讯，犯罪分子终于低下他那高傲的头。天哪，这个人没有杀人，他居然招供说他自己杀了人！这是在怎样的一种压力之下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人们欢庆，公安部门的人行赏，法院审判，最后审判时犯罪嫌疑人、被判除死刑的聂树斌先生的母亲到了法庭上，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只是最后当他儿子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母亲凄惨的叫了一声：“我的孩子啊！”然后就不省人事了。儿子不久以后就被枪毙了。河南省警方发现了这个事实以后，河北省的警方配合指认原来的犯罪现场，果然一指认就是原来发生犯罪行为的现场，那就证明我们确实是错杀了一个人，发生了重大的冤假错案。

类似的冤假错案在前些年也非常的多。

我们在场的有工人日报驻云南省记者站站长陈昌云先生，陈昌云先生率先在全国报道了杜培武先生的案件。昆明市的这位警察，居然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妻子同事，屈打成招，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到了云南省高院，高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觉得证据确实有点问题，如果要杀的话有可能杀错。怎么办呢？最后云南省高院作出决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不死了。我们司法的一个基本准则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轻。如果看着不像是这个人杀人的话，我们不是把他放了，而是把他判轻一点，留有余地，等着真凶落网。杜培武先生是何等的幸运！在监狱中等待了26个月以后，真凶居然真的落网了,他就出来了。

也幸运但是没有杜培武幸运的是湖北省的佘祥林先生。佘祥林先生的事也是发生在十一年前，也是在其家乡发现了一具女尸。佘先生真的不幸，他的太太有精神病，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就怀疑女尸是佘祥林的太太，而且怀疑是他杀的，佘祥林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当庭喊冤，然后到了湖北省高院，湖北省高院重新指定证据有些问题，重新审判，指定的一审机关竟然是县级法院。这会儿，佘祥林的律师告诉他：“你死不了！”因为在县级法院审判是不可能判死刑的，于是佘祥林先生被判了无期徒刑。漫漫长夜，牢底坐穿，十年以后，她太太回来了。（笑声）那个精神病患者流浪到我的家乡山东那边去了，嫁给山东的一个人，又生了孩子，她几乎忘了她从前还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女儿。十年以后，她突然想起来了，她应该回家看看。（笑声）一回去以后，大家觉得这不是在做梦吧，十一年前被杀掉的人怎么又回来了？结果马上就知道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不像聂树斌的那么大，因为聂先生已经被杀掉了。

媒体不断地报道这样的事情，包括陈昌云先生所做的那个报道，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就要反思，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我们能否避免死刑的错杀？我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判决每一个涉及死刑的人，不要出现那样的错误？我们将判决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的高级法院，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我们知道，1980年我们颁布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所有死刑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人们说人命关天，所谓的天可以解释为中央，人命关天就是要杀一个人必须要中央来批准，在中央代表中国司法权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也承袭了我们古代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历朝历代死刑都是要御批的，皇上来最后批准。做了这样一个规定，但是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刑事诉讼法》墨迹未干，我们就开始严打了。第一次严打从1980年后期开始，为了强化严打，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要把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各个高级法院。这样的一个审判方式，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死刑案件一审归中级法院，二审归高级法院。高级法院既是二审法院同时又担任死刑复核法院，导致两种功能合二为一。有些地方为了图快就合在一块，这拨人既进行上诉审，又进行死刑复核。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大不了就杀人嘛！杀人谁不会杀？于是我们杀人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全国揭露的死刑误判状况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完全无辜的人被杀掉的不知有多少，或者完全无辜的人还在牢里蹲着。所以来自人民的声音和来自法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要求收回死刑复核权。果然，我们去年宣布死刑复核权全部上收到最高法院。

如何审慎地对待死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和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两会期间，外国记者请我们的总理谈谈他对死刑的看法。温家宝总理说：“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废除死刑，但我们要审慎地对待死刑，我们要保证死刑方面不出现冤假错案。”温总理这样一个表态是适当的吗？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是不是也要跟着去附和，说审慎地对待死刑？审慎地对待死刑是否可以防止死刑的错判？另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深切地去理解死刑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议干脆把它废了？全部废除死刑是否可能？如果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在场的朋友，有多少人会同意此时此刻无条件地废除死刑？我看许多人都不同意，在摇头，说不可能，也不应该。我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后，也引来一片非常激烈的指责声，说这怎么可能？你疯了？（笑声）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天天在琢磨什么事呢？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杀人如麻，像河南一个地方一人杀了六十几口子，这样的人你不判处死刑还了得？还有我们云南某个的高校一个大学生，（笑声）也被判处死刑。你说这样的人不判处死刑还了得？如果不判处死刑，会不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那大家还不都得去杀人吗？杀人没事——不是没事，在里面呆一辈子，自己还不用工作呢！（笑声）不仅不可以，许多人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书生之见，绝对不可以。那我今天要稍微论证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那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应无条件地废除这种野蛮的刑罚——死刑本身就是一部野蛮的刑罚。我谈几条理由。当然，大家在我讲完之后可以讨论一下，我在这里特别想听听你们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理由，死刑之所以应该被无条件地废除，是因为死刑不足以震慑犯罪，死刑不可能成为对犯罪具有震慑力的一种措施。死刑为什么不足以震慑罪犯？我们都知道，类似杀人这样的犯罪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全国统计70%以上的杀人发生在熟人之间，比如说家里的兄弟之间，朋友之间，谈恋爱的男女朋友之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孩很漂亮，有个男生老追，女孩不喜欢这个男生，就不和他好，这个男生就在食堂门口把那个女孩给杀了。熟人之间发生相互杀戮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原因往往就在于一时的激情，激情杀人，一时间有什么东西想不开了就杀人，甚至在陌生人之间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杭州，一位大学生，据说也是一名校花，出去考外语六级，这次出去就没回来，人们说“六级考试害死人”，（笑声）英语学习害死人。这位女同学出去时打了一辆出租车，考完试以后，又打车回来。结果上车以后，司机开车为了躲避一辆开得很不规范的大卡车，急得打了一下方向盘，这位女生坐在后面，脑袋一下子撞在旁边的玻璃上，感觉有点疼。于是她十分愤怒，就大声对司机说：“你们这种人，简直素质太低！”怎么骂人家素质低呢？这个司机是从东北来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就在车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起来，搞得很不愉快。到了下车的时候，收费表上显示的应付款数额为18元。这位女生说：“我不止一次经过这条路，每次都是16元，为什么这次要我掏18元？”对于这位女生来说真是祸不单行，既被玻璃碰了一下头又要多付两元钱，你说这个女生气愤不气愤？她自然很气愤，于是就说：“多一分我也不会给你的！”那位司机也火了： “少给一分钱，你也别想下去！”......两个人就在车上争来争去的。那位女生就开始谩骂，羞辱司机，这下司机火了，回头一把掐住女生的脖子。等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那位女生已经被他掐死了。

许多罪犯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在回忆自己犯罪经历的时候往往说：在杀人的那一片刻，他脑子一片空白，他什么都不知道。

在19 世纪时英国曾对一群绞刑犯做过调查——那时绞刑常常被看作一个节日式的盛典，而且在最繁华的街市上执行，自然有许多人围观，大家都来看。在场的统计人员问要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你们以前看没看到过执行绞刑的场面？”80%的人回答说看过，而且有人说他不止看过一次。那就是说看着别人被杀，对于那些将来又要杀人的人来说没有一点震慑力，他们该杀人的还杀人。已经废除了死刑的一些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废除死刑前后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方说法国，废除死刑之前与之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人他该杀人是一定会杀人的。杀人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在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但自杀比例不一样，比如说日本的自杀率就比较高，因为他们有武士道精神，他们有时候倡导自己死了得了，免得惹麻烦。（笑声）但通常被别人杀掉的比例在全世界差不多，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间杀人犯罪其实有一种大致上的恒定比例，与震慑不震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用死刑来震慑犯罪，尤其是类似杀人的犯罪，效果并不明显。斯洛文尼亚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国家，废除死刑以后，杀人犯罪的案件居然减少了。也许是国家废除死刑本身体现了政府对人生命的一种珍惜，感化了人民，人民就会说：“算了，我不去杀人了，政府都不去杀人了，我还杀什么人啊？”所以恶性犯罪在下降。我们说这样一种震慑——杀鸡给猴看的震慑方式，从来都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们过去的历史是比较讲求震慑效果的，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执行死刑，围观的人很多。我们看过鲁迅的小说，我们看那些老照片，执行死刑的时候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大家都拿着脸盆等着接什么肝啊肺啊之类的东西，准备拿回去做药。我们一个劲地强调死刑的震慑效果，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我们很少认认真真地去研究。所以我说的第一条，运用死刑来震慑犯罪其实是达不到应有效果的，该判死刑的还判死刑，该犯罪的还犯罪。

第二个理由，死刑不仅不能够震慑犯罪，还会激励更多的人去犯罪，也就是说死刑的存在使犯罪的现象更趋于严重化。什么道理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知道，现在入室抢劫犯罪大多数都伴随着杀人；而在一般性的经济犯罪不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是把钱抢跑，抢跑钱就完了。但是现在抢劫是死刑，大不了一死，不就是一条性命嘛，那就开始了更加疯狂的犯罪。

强奸犯罪。在严打期间，有一段时间，强奸犯罪也是要判处死刑的，结果强奸犯罪也就伴随着把强奸的对象杀掉。因为不就是一死吗？把强奸的人杀掉可以增加案件侦破的难度。所以有人说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有时候杀人多了，他就会觉得拉一个算一个，天天拿个小算盘来算：“嘿，又赚了一条命！”（笑声）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在激励犯罪，激发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去犯一种罪，而且犯多种罪，不仅杀一个人，而且去杀更多的人。所以说死刑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还能够更大限度地激发更多的犯罪。根据这些年的统计情况看，越来越多的人，不只一条罪名，而是多条罪名，也就是说这种激励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第三个理由，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国家判处公民死刑的哲学依据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也就是说国家有没有这个权力去杀人？我们知道，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是因为我们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我们需要政府的存在，让我们具有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说有人偷了我们的东西，政府可以将这个东西追出来，然后让盗窃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订立了这样一种契约，建立了国家，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没有人说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条款说允许国家把我杀了，政府可以剥夺公民的性命，没有人会把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力让渡给政府。所以政府在某些时候由于公民犯下罪而将其杀掉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而且政府杀人实际上是一种以恶治恶。政府凭什么杀人？你们老百姓之间相互残杀，好啊，你们杀！就准你们杀啊？我也杀，我把杀人的人全部杀掉。这是政府在起一个表率作用，告诉人们人有时候是可以被杀掉的，只不过大家还没有去做过。所以政府的这样一种行为确实为老百姓树立了一个很坏的典范，我们最多可以说它是以恶治恶，但是以恶治恶是否能达到真正的效果？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们来说，最麻烦的事情是民主的选择最后会导致专制，绝大部分人说诞生专制，民主建设情况就很糟糕了。而对于法治的建设者来说，用人治的方法来建设法治，最后的结果又将如何？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的社会，而我们的政府却用杀戮的方式，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的性命剥夺掉了。政府用这种恶的方式究竟能否达到善，能否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呢？我们希望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一块讨论一下政府杀人的哲学根基问题。

第四个理由，那就是被执行死刑之前人们的一种心态，或者说死刑本身存在对被判死刑的人的一种尊严的伤害，他们的人格、尊严是否还存在？同学们可能听说过存在主义哲学，他们的观点是“对死亡的等待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之后，就开始了生命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死亡的降临过程。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几乎都是平等的，我们将来都会死掉，我们不会万古长青，永垂不朽。但是有时候死亡能够去创造些艺术的东西，我们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写一本好的小说，其实就是我们多多少少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们的痕迹，留下后人对我们的记忆。我们死了以后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人死了难道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吗？人死如灯灭，就没了？会不会有一个轮回？比如我们变成一只小鸟，又飞在云南民族大学的上空，（笑声）看到同学们在做讲座。这次又是谁在做呢？我生前也在这个地方做过讲座呢！（笑声）我们死了以后是否还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我们不知道死亡的那一刻人的感觉。英国的一个研究所做过一个专访，专门采访那些死了的人——不（笑声）——那些最后一刻被拯救过来的人。他们的叙述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有一个黑洞，自己顺着黑洞往下坠，也有些人说自己好象在飞，也是在一个黑洞里边飞，看不到任何边际，最后看见远处有一道光透出来了。正要飞到那道光中间的时候，忽然旁边有人说：“你醒过啦！”（笑声）于是他就活过来了。看来死亡这东西很玄妙。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有一种猜测，人的生命可能有另外一个阶段，他看到了一丝光线，可能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没准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极乐世界。（笑声）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没有去尝试一下，到那边去看看，因为一看就回不来了，（笑声）它和这边不交往、不通邮，电子邮件也发不过去。自然的死亡尚且令人如此的恐惧，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有许多人追求长生不老。但是有另外一种死亡，是这样一种方法：比如在监狱里有人告诉你“明天准备了啊”这样的话语。在西方国家是早晨叫号，早晨会有人说：“张三、李四，你们准备了啊！”过一会就被枪毙了。我没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知道我们国家是在早上叫还是晚上叫，有人说是头一天晚上，有人会对你说：“想吃点什么？说啊！”（笑声）我看过一个叫李贵仁的朋友的记录，他早些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主要研究当代与近代文学。后来差点被判死刑，但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能够讲一些道理，所以被分配去做死刑犯执行前一天晚上的思想工作，（笑声）那是特别痛苦的工作。因为第二天就要被判死刑了，所以头一天晚上就狠狠地吃、喝——不准喝酒，但可以抽烟，而且可以抽好烟。有一位大贪官，他说：“我要抽烟，抽中华烟。”然后给他递过来一包中华烟给他抽，这烟本来是真的，可是那个大贪官坚持说是假的——原来这个贪官抽了一辈子的假中华烟。（笑声）还有一次，那位朋友陪同几个死刑犯去执行，其中有一位是警察出身，他头一天晚上情绪低落，根本控制不了自己，这种情况你怎么去说服他？他第二天就要死了！最后只好把他绑在床上。有不少人其实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死。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要死，是我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被确认得了绝症，活不了多久了，但还不是确切地知道具体哪一天死，仍然有自己生命力的追求，总想多活一段时间。但是死刑看上去更恐怖，那是拿子弹把你的脑袋打开，而且确定是第二天，所以就很难过，所以有些人就一味地嚎啕大哭，好象要把自己前世后世所有的冤情都哭出来；有的人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话也不说，样子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有些人老在笑（笑声），有的人老是在写信，总而言之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第二天要死的时候，那种表情实在惨不忍睹。虽然我们看到过一些英雄，舞台上的江姐在面对凶残的敌人时那真叫大义凛然，《洪湖赤卫队》里有一句歌词：“砍头只当风吹帽”——风把帽子给吹了。（笑声）这个气概大得不得了，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他会想：他怎么会死？一般情况下，杀人是很快的，对方来不及恐惧就死掉了。但国家要杀人就不一样，复杂着呢！需要一审法院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但“立即执行”并不是说宣判之后一枪嘣了，（笑声）而是说你还可以上诉，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等待上诉结果的那段时间，是心里最忐忑不安的时候，罪犯既希望奇迹发生，又觉得奇迹不大可能会发生，怀着对生命的渴望，期待着，恐惧着，直到最后审判长告诉你：“上诉已经被驳回了，准备死吧！”（笑声）我收集了一些死刑犯被执行时的一些照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裤管在膝盖这个地方都是用绳子绑着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被执行死刑的人大小便已经完全失禁了，他们又不能去上厕所，否则那就是在拖延时间，所以就用绳子绑了起来，然后拖到刑场上。为了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跪下去，有些人执行前膝盖就已被打碎了。在中国古代，执行死刑的场面更加恐怖，刽子手拿着大砍刀， 16个罪犯，4个人一排。刽子手不是从后面开始砍，而是从前面开始砍，（笑声）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的人脑袋掉下来。哎呀，就是这样一种折磨人的方式。

死刑，让人死得没有尊严！我们当然钦佩江姐、刘胡兰这样的英雄——据说有一个笑话，刘胡兰死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鬼子说“谁不是共产党人，就退后一步！” 结果刘胡兰听错了，她向前走了一步，（笑声）所以就稀里糊涂地被杀掉了。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英雄毕竟是极少数。我们需要去歌颂人们珍惜生命的精神，我们不倡导人死亡，人的生命是一种多么高贵的存在！所以让人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如此的恐惧和没有尊严，这样的刑罚确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刑罚。

第五个理由，因经济犯罪判处的死刑尤其应当立即废除。经济上的犯罪比如贪污、受贿都属于财富范畴的东西。那些人没有去捉弄人的生命，没有去烧杀抢掠，他们只想把钱归自己所有，继而用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我们知道，高级官员被执行死刑大都属于经济类犯罪，成克杰、刘方仁他们都没有杀过人。当经济犯罪数额巨大时被判处死刑，这就是说在我们把生命与金钱放在一起衡量的时候，我们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金钱而不是生命。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会用死刑来震慑经济犯罪。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剥夺他的财产权，因为他们太喜欢钱了。让他们一辈子没有钱，他们就会痛苦一辈子。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合理呢？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小的时候看人民日报，那时候可以说是天天在撒谎，什么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美国人民苦啊！于是小时候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笑声）……人民日报天天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似乎政府的领导永远不会出错——是说现在在职的领导，不是说过去的领导，就是现在的领导不会有问题。山东省泰安市的前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在中国官做到厅局级就没人监督了。这样的环境对于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官员来说是多么的可怕！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 ，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DENG XIAO PING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说经济领域的犯罪必须废除死刑。

接下来是第六个理由：为什么应该彻底废除死刑？还包括有了死刑的存在，就意味着要保留那些个执行死刑的人，刽子手就会成为这个国家必须存在的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死刑的话，人们可以多去做一些建设性的事，做医生、法官、律师、民族事务工作者，可以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但是由于有了死刑的存在，我们国家要保留一批人，他们的任务是把自己同类的生命加以剥夺。执行死刑是何等残忍的一个场景！要把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生命剥夺掉，用枪执行，过去执行时打心脏，后来发现打心脏容易打偏，可能一枪打不死，还要补一枪，个别情况下还得重新执行。内蒙古在第一次严打的时候，有一个人被执行死刑了，然后拉到火葬场火化，在往炉子里边填的时候，他摇摇晃晃坐起来了，哎呀！把大家吓得够呛，连忙请示最高法院该怎么好，最高法院说：“重新执行死刑。”我说这种人你干脆让他活下来得了，这是上帝都不让死的人啊！（笑声）但是最后又执行了一次。执行死刑的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媒体看到——我从来没敢去看过执行死刑，也没有机会——先在野外找一个城池边上的地方，前边往往是一个能够挡住子弹的高挑的土台子，两个警察架着罪犯跪倒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躲去旁边，（笑声）后面一个人拿着枪“砰”一声就把人给打死了。过去执行死刑很残酷，有的打不死还把人吓一跳，刚才说的那种场景还有很多。另外一个场景是：一个人被打了一枪后没有死，然后回过头来说： “小子哎，准一点！”（大笑）据说当时执行死刑的人“嘣”一声就躺倒在地了。

老是干这一行的人心理会变态，他对生命有另外一种看法，不仅感到生命很脆弱，而且会形成以一枪把人干净利落地打死为乐趣的心态。法国著名作家嘉傧，在他的《关于断头台的思考》里对这个行业的行话做了一些描述，这个行业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杀人为乐趣的心理。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小说里面描写人怎么执行死刑，怎么才让罪犯感到最痛苦但不至于死。那是一些令罪犯痛不欲生的场景，有时大臣在皇帝面前被施刑，其他的大臣都在看，这样的场景简直惨不忍睹！执行死刑本身成为一种技艺，成为大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中间有那么一部分人已经不属于正常人了。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动物被杀都产生恻隐之心、怜悯之心，你们知道有些农民不吃自己家养的猪，有些人养的狗死了以后还去埋葬它，然后立个碑。农村有时候杀牛——牛往往是为我们劳动而生的，大家都不愿去杀，说让党员去杀，（笑声）牛被杀之前是会流泪的，多么可怜！连农民都知道不杀或不吃自己家杀掉的牲口，我们对动物尚且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我们社会中间却要有一批人天天把我们的同类杀掉，冠冕堂皇地杀掉，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是不人道的，不利于建设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

之所以死刑要被废除，第七个理由是再完美的制度也不能避免错杀, 错杀是必然会存在的，这不是神设计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案件在侦察、审讯期间，有多少其他的因素要来干扰？刑讯逼供——因为公安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上级往往要求限期破案，怎么破？最好最省劲的方法就是刑讯逼供，网上也有很多刑讯逼供的照片，这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手段。有一次我到河北去与公安部门的人交流，公安部门的人谈开了，说到最近这段时间好象纪委的人都可以进行刑讯逼供，他感到心理很不平，说：“我们公安打人还行，他们怎么也打人？”罪犯一到公安局就遭一顿猛打暴捶，而且有的手段很隐秘，让人在外部看不出内部的伤害，或者长时间不让睡觉。湖北省的佘祥林先生去年11月12日到北京，我有机会和他见了一面，他在监狱里面呆了11年，在此期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佘祥林先生给我看了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有一根只剩半截了，是刑讯逼供打的，把手指头给打没了。他说：“贺老师啊，经不住啊，几天几夜不让你睡觉，打你，羞辱你，想躺不让躺，人的意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你怎么办？”法国哲学家蒙田说：“刑讯逼供只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不能考察事实的真相。”能忍的人不说实话，不能忍的人说的是假话。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分，但现实中确实有许多案件是刑讯逼供打出来的。有些人的确犯了罪，但开始不肯说，公安局的人说：“欠揍啊！”马上就打，一打就说了；有的人是到了生不如死的情况时才说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案件是这样告破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方式的风险：人可能要出问题，人可能要被屈打成招。我们揭露出来的有太多的案件是屈打成招的，无论是杜培武、聂树斌还是佘祥林，还有湖南省的一个案子，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1989年，公安局发现了一具尸体，觉得这个人可疑，就把他抓起来了，经过刑讯逼供，最后招供人是他杀的，于是就把他枪毙了。去年有人在贵阳发现了那个女的，她活得好好的，这才知道又是一起冤假错案。

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深刻地思考一下了，怎样才能遏制刑讯逼供？但是再遏制，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保留死刑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彻底避免在死刑问题上犯错误，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经常总结工作时比如说我们民族大学今年的工作98%都是成绩，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我们的先进性教育抓得还不够，我们可以肯定民族大学的工作整体上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我们都知道98%与2%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的法院在总结工作时就不能说我们今年杀了100个人，98个是杀得对的，两个杀错了，成绩是主要的。（笑声）老百姓说人头不比韭菜，割了还可以重生，人被杀掉以后再也不可能复原了，这个错误是不可挽回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都不杀，这样就不会犯错误了。

第八个理由，就是废除死刑以后，要改革我们的刑罚制度，我们要设立超长期刑法，让罪犯不可能通过假释而提前出来。美国有判刑536年的情况，不能假释，或者说可以假释，但每五年可以假释一次，每次假释不得多于5年，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一辈子就要在监狱里边呆着了，他不可能再出来。这样的一种终身监禁，表面上看起来比死刑轻得多（因为他可以活着），但是根据贝卡利亚等大思想家的观点，把一个人终身监禁其实是一个很重的惩罚，这个惩罚在于时间的延续性而不在于瞬间的严厉性。死刑使一个人迅速地摆脱了痛苦，但是如果让他在监狱里边呆着，一辈子以泪洗面，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一个罪犯如果一点良心也没有的话，杀了他也没有意义；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可以唤起他赎罪的心态，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而且这样一部让人觉得暗无天日的刑法才对外面人的震慑力更大，因为罪犯老呆在里边，监狱本身就是一个羁押的象征，人们每次路过这儿时都知道里面呆着一群杀人犯，这样就会对社会形成一种更为严肃的震慑力。我们甚至可以让他们劳动，死刑犯可以通过劳动给予社会和被害人家属一定的补偿，这样国家可以将死刑犯创造的劳动价值拿来补偿那些受害人的家属。有些家属觉得非要把罪犯给杀了，这样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假如国家将杀人犯创造的价值给予受害人家属作为一个长久性的补偿，可能改变家属的仇恨心理。我想这是一个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

第九个理由，包含死刑的这部刑法使得我们的社会弥漫着一种野蛮的气息，一种报复主义的气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以恶治恶、以暴治暴的存在，使我们很难达到真正的文明。我们要从野蛮到文明，在刑罚上的体现就是要由暴力型走向教育型，由刑罚主义逐渐走向非刑罚主义。记得一位在贵州监狱里头工作的同学感慨说：“我们用高墙围住了罪犯，但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被围在高墙之中呢？因为高墙不仅仅是向里的，同时也是向外的，我们把自己也给监禁了起来。”这个说法非常富有哲理。老是施行这种残忍的刑罚，来满足某些人残忍的心态，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要做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不断地引导人民，通过刑罚制度的改革来引导人民具有一种仁厚之心、慈爱之心，这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死刑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但即使从现在开始要求废除死刑，也要很长时间。我有一种心态，那就是“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学者们如果不呼吁彻底废除死刑，而是站在中庸的立场上，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废除死刑。胡适先生曾经告诫青年学子，不要相信某些东方懒人的胡说八道，要发奋图强，就要承认我们万事不如人，我们科技不如人，文学不如人，建筑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死心踏地的去向别人学习。青年朋友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民族特色，人的惰性已经使我们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彻底。（笑）我们青少年就是要把最激烈的东西说出来，才能引起真正的变革！（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们要激烈地去主张（废除死刑），不管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人民投票来废除死刑，因为人民一般不同意废除死刑，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具备对人民的说服力，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要有卓越的胆识与勇气，但是要有对人民的说服力，又会涉及制度建设的问题。其实在那些民主国家，政府反而可以做一些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情，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有坚实的合法性的基础。有些国家的元首与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到下台时有人说：“这个人不错，我看得上。”而非民选的政府则畏首畏尾。比如有一个外国人写的一本有点肉麻的传记叫做《×××传》，书中提到的×××同志指定× ××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一事，说1988年×××已经准备退休去养鸟种花了，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他成了党的总书记。小平同志不仅指定了×××，而且隔代指定了×××，这些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人民几乎不知道。但是法国有一句话叫做“当人民对政府无可奈何时，政府也对人民无可奈何”。这样的政府不敢惹人，一抗议反而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它缺少一种民主的基础，这种民主的基础赋予政府大胆地进行改革的合法性，但在我们国家可能不大容易，我们国家的民主机制还很不健全，所以我们的政治话语里老是充满“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的语句，不偏不倚，看起来公正得不得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举棋不定，说最高法院还没有那样的工作经验，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担当此任，我觉得假如要那些虽有知识但阅历不够的高校法学博士来担任这个职务的话，会很危险，最好还是抽调各地的优秀法官来担任，但又有户口、就业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所以现在还在酝酿，准备从长计议呢！最高法院连死刑复核需要多少人也不清楚，据说准备搞300人，这就意味着死刑的改革不会成为大规模减少死刑执行数量的环节，他们是不是还想保持原来的杀人规模？杀的人越多越好，否则的话你搞这么多人干嘛？三百多死刑复核官天天进行死刑复核，这个国家要杀多少人啊？而且最高法院人数太多会影响其政治地位，因为人数太多的机构地位不可能崇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千多人的规模，注定不能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掌声）所以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只有9个法官，罗斯福当年搞新政的时候问：能不能把人数增加到15个——把听自己话的6个人也加进去？最高法院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如果成为15个的话，最高法院的地位就会下降。一个机构的重要性永远与其人数成反比，人数越多的机构越不重要，在我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是中央政治局9个人组成的常委。（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9个，原来有7个，人数在增加，增加了地位就会下降，会形成另外一个小的核心群体“中央政治局常常委”。（大笑）增加人数以后，外交部变得十分痛苦，因为这些人出国都是要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来接待的。在7人变9人以后，增加的常委比如罗干，没有行政职务，政法委书记是党的机构的职务——温家宝是总理，没有什么争议，礼炮嘣嘣地响 ——但罗干出去了，外交部的人和法国人说罗干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法国人就问了：“罗干的行政职务是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他没有行政职务。”人家就说了：“那不能用21响礼炮呀，你以为我们的礼炮随便就可以放啊？”（笑声）我们的外交部就赶紧花钱雇一些临时的警察，在前边开着摩托车开路，搞个假象，人家看了觉得真的很好啊，我的国家领导人被高规格地接待了啊，其实是中国人在前面开车呢！（笑、掌声）

死刑复核面临的又一大难题是复核官是否得亲自面见罪犯？他们之间是否需要“名人面对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自己觉得需要面对面，有些时候你只看文字资料哪儿能看得出来呀？如果都押去北京，那北京成什么了？好家伙，一到天安门去，前面站的全是杀人犯！所以不能这样做。如果放在外地，那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一年四季都得在外地跑，如果将昆明作为死刑犯的集散地，交通又不便，死刑犯都坐着飞机来也不是个事......这些都让最高法院感到手足无措，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将工作落到实处？更不用说彻底废除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向周围的人宣传死刑的危害，这也是我们要达到目标的重要步骤。不管怎么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痛苦的母亲——比如聂树斌的母亲，当儿子被枪决的消息传出来后，我们看到南方周末上的那张令人痛苦、令人悲愤的照片：母亲扑倒在儿子低矮的小土坟上哭喊着，叫着儿子的名字，没有任何力量把他的儿子重新还给他，任何金钱的补偿都没有了意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母亲在为被国家冤杀的儿子而哭泣，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就不会得到安宁！

我的报告完了，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现在请大家提问。

学生提问1：我认为大多数民众不会赞成废除死刑。您认为假如可以，废除死刑以后民众的反映会是如何的？会不会出现枪战等社会混乱场景？有没有必要在死刑废除前对民众的心理做一个调查和宣传呢？

答：首先人们对废除死刑以后结果的担心往往都是主观的想象，比如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废除过死刑，所以就会有许多人产生这样那样的担忧，好多国家在废除死刑以后并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混乱、犯罪率的上升、街头充满枪战的情况，所以不要让想象吓唬自己。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对民众的反映做一些调查和了解。我们现在想当然地说中国老百姓不会接受死刑，是真的吗？他们的观念地区差异到底如何呢？很遗憾媒体对于废除死刑这一点是不讨论的。其实死刑经常用来政治压迫，所以废除死刑以后还可以减少政治上的相互残杀。媒体不讨论，国民观念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在报纸上多谈一点的话，我相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死刑为什么应该无条件地废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掌声）

学生提问2：在《刑法》当中都是“无罪推定”，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都简单地被看成“无罪断定”，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两个概念可能是措辞上的差异。“无罪推定”当然更好一些，它是一个假定。在判决有罪之前，任何人都要认为当事人是无罪的，为的是在刑事诉讼时很好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我们过去的说法是：“我们既不无罪推定，又不有罪断定，我们实事求是。”（笑声）到底怎么实事求是？怎样让“实事求是”限制国家权力？刑事诉讼制度架构是一种权力的制衡，检查官一定要证明他有罪，律师一定要证明他无罪，法官居中裁判，这样显得更合理一些。而且我们有好多制度都得限制国家权力，有句话说“防火防盗防国家”，（笑声）因为一旦国家权力像脱缰的野马，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宁肯放纵个别犯罪也不能让警察犯罪。政府判决错误那是双重的罪恶，这个时候不能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正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人们说你到人民大学要么往左走要么往右走，因此不是左倾就是右倾，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否则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笑声） 谢谢！

学生提问3：贺老师您好，你在讲座中多次提到托克维尔，因此我想问一个关于托克维尔的问题。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提到过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结果导致了更为专制的集权组织，而这种革命目标与结果的对立根源于革命者本身，但他并没有指出革命者本身奉献民主社会的根本性因素。您能否在此作一下解答？

答：谢谢。一般在一个制度不能真正地履行它正义的职能，这时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有时当改革没有整体考量时也能引起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改革不成功才导致革命的，不改革的国家还没有革命，这也是所谓的“托克维尔难题”。为什么律师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有人说法律职业者都最保守，他们都是既得制度的受益者，都不愿去革命，他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法国是律师领导的革命而其它国家不是？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但是法律职业者在避免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期待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保持一种贵族的生活习性和对民众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平衡的？这里不做详细的阐释，但我们看到，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没有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就是由于法律职业家在中间起到了卓越的作用。谢谢！

学生提问4：有报道称近期某口岸查获几个怀孕的和哺乳期的妇女体内携毒，而且数量十分巨大。《刑法》规定不能对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使用死刑。她们是不是在钻法律的空子？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谢谢！

答：这种犯罪都是有预谋的，而不是激情犯罪，我也不是说死刑对一切犯罪都没有威慑力。因此这可能是那些毒品大枭们的一种策略。其实在我看来，毒品犯罪是没有特定对象的犯罪，毒品犯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而现在过分地使用死刑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当然大家可以不接受我的观点。谢谢！

学生提问5：贺老师你好，非常荣幸能听到你精彩的演讲。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注重人权、保护人权的国家之一，它为什么到现在还保留着死刑？在哪些方面保留了死刑？其法律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很多方面都在学习某些西方国家，但是作为学者，一方面要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现实状况，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发扬广大。在这里我想听听贺教授的意见。谢谢！

答：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评论，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既要注重对外国制度本身的研究介绍，同时又要注重将其本土化，以免出现“淮橘成枳”的问题——《围城》里面说：我们中国人最厉害了，西洋的东西来一样毁一样，这与我们学术界某些研究不够有关系。我觉得这两者应该并行不悖，研究与介绍是本土化的一个前提，我觉得两者都非常重要。第一个问题谈到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民主法制建设都很好的国家，为什么还保留了死刑？美国也废除过死刑，后来又恢复了，当时南部各州坚决不同意废除死刑，美国各个州的刑法决定是否保留死刑，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将死刑的存在认为是一种违宪，那么全国都要废除死刑了。大概在几个月前，我很荣幸与法国著名评论家苏尔曼教授进行了交流，他说在基督教与死刑的关系方面，天主教国家反而容易废除死刑，而新教国家不容易废除死刑，我不太理解这个意思，也没来得及进一步请教他，可能宗教与死刑问题确定有一定关系。我回去进一步研究以后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笑声）

学生提问6：死刑废除以后，即便实行终生监禁，但富人是不是都会用假释的方式来逃脱惩罚？而现在我国在狱政管理方面有着很大的漏洞，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答：我刚才强调了，狱政制度必须改革，刑罚制度必须改革。如果真的改革了，不应该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况且中国现在的死刑犯，穷人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如果废除死刑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它对于穷人来说好处更大，对富人来说，终生监禁对他损失也很大。谢谢！

和性工作者打交道的四川小城医生

陈均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戒毒所的门铃，但在四川省L市市中区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她是一个必须仰视的女人。

她手里有一部小灵通，银色外壳，24小时开通，用得像祖父的鼻烟壶。每次拨通，“你好，这里是市中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热线。”这个区域里现有的140个艾滋病人差不多都记得住这个号码，一旦出事，她常常先于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出现在他们身边。

马路上叫“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重庆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了自己原来还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中L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一下子找到了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工作。

她打交道的主要是：吸毒者、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的家属和警察，最近增加了男同性恋者。夜班出租车司机小赵常在凌晨送她回家：“啊，你不知道她有多忙，一个月30天，有25天她在加班，千万不要做这份工。”她的同事周医生说：“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充沛的精力。”

大多时候，她的包里有几盒双蝶牌安全套，可以发给小姐或嫖客；或者一包“天下秀”牌香烟，散给那些一个个被她和同事们劝进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项目的吸毒者。她的红皮笔记本上有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以前，她也在公交车上、菜场里丢过钱包，她只知道她居住的这座小城里有扒手，但不知这些扒手背后的生活是如此惊心动魄——为了凑足每天的毒资，这些人忙忙碌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吸毒的女性99%都有过卖淫史，一旦犯瘾，任何龌龊的肉体交易都可以达成，无论对方是十几岁还是七十几岁。

为了接近这群人，她缴了不少学费。她的小灵通差点被“飞掉”（指联手诈骗）；发放的医药款转眼调包成了假钞，不得不再发一份；组织感染者参加联谊活动，鼓励他们上台唱歌，有人上台咕哝一句，只是冲着洗发水之类的奖品。甚至这个黄金周，还有艾滋病人四处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了，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这些人的亲人朋友已经不要他们了，他们借不到一毛钱。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挟着一阵风就来了。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艾滋病感染者掏心掏肺地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动她的东西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甚至有人丢了钱包、手机、电脑硬盘，可以通过她的吸毒朋友打听到是谁干的，只要没出手，都能找回来。还有一个双料感染者（吸毒兼卖淫）愿意陪她去成都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于是路上常有精瘦的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却认定：“哼，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医生的丈夫，一个老实人，常常咬牙切齿却不忍发作，只在妻子晚归时到厨房热饭去了。一家人定下规矩，坚决不等这个测不准的人共进晚餐。

她干得乐颠颠的，为什么呢？“跟他们4年交道打下来，我真是觉得个个都是聪明娃儿，只是一步走错步步错，可惜了。”

图什么呢？“要求不高的，如果他们说声谢谢，或者他们有一点点好起来，我就满足了。”

推广安全套，陈医生有一套

10月1日晚上8点，陈均在包里塞了11盒“双蝶”，坐公交车去了当地有名的东坡广场——“站桩鸡”（指从事低价格性交易的女性）聚集揽客的地点。

没有路灯，一排树冠盛大的小叶榕在广场一角铺出更浓郁的黑暗，伸手几乎不见五指。每当汽车驶过，那些焦黄的脸孔才在车灯投过来的光束里瞬间显影，随即被暗夜淹没。

男人，来了，一个个坐在栏杆上，或在草地上围坐一圈，抽烟；女人，来了，摇摇晃晃，只在黑暗中勾出一个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剪影，抽烟。空气中流动着性别的味道。

眼神很要紧，是对号的第一步。通常，男人会死死盯着女人，女人必须大胆承接这目光。接着搭腔：“吃了吗？”或者更直白些：“耍吗？”然后顺水推舟，价格地点。

与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价格是20－30元/次，地点由女人提供，她们多半在广场附近几人合租了廉价的屋子。碰到撞车，一对人在里面，另一对人在外稍候便可进屋。

这天是32岁少妇阿娇的生日，她跟朋友们吃饭、唱歌、打牌、也许还共同吸了点海洛因，花了 400元钱。晚上出来觅食，她穿得紧身，束一条乱蓬蓬的马尾，身上还有廉价的人造皮毛；皮带上一只倒过来的花花公子兔子闪闪发光，一个小个子男人经过她时撩了一把，她即刻抬腿作势踢他。她的脸像印第安人一样粗糙、黑红，因为吸毒而颧骨高耸。

陈医生认得她，曾经到疾控中心上过课的。陈均给小姐上课，从来不直接讲业务，而是先暖场： “你们知道怎样记身份证号码吗？”小姐们确实记不住，起了好奇心。或者问：“你们知道自己的血型吗？”小姐们也觉得有意思，接下来讲艾滋病抽血检测就有了铺垫。这是缺乏常识的一群，陈均想给她们慢慢地补上。

然后切入正题。如何说服客人用安全套呢？有小姐告诉她：“哄呗，跟他讲，‘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用套子就不行。’”陈均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还有小姐告诉她，用些小手段，神不知鬼不觉让客人就犯，陈均也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

陈均递给阿娇一盒“双蝶”，阿娇撕开外包装，把12枚小包装揣进大腿上的裤兜，塑料纸跟盒子一甩手扔在草地上。陈均跟她扯扯家长里短，问到两个孩子，阿娇有说有笑。

阿娇的客人已经等了一会儿了。她一般做熟客，服务得好，偶尔会有客人给她50元。今年年初，她离了婚，带着孩子，没有住处，身上只有160元。她在广场上坐了一个小时，有个男人过来搭腔，她挪到另一头，男人跟过来，于是成交。那是她第一晚出来做生意，男人临走时给了她80元，还给她买了包烟，买了瓶水。那个外地人，从此再没见过，她也不记得他的模样了。正常情况下，她每天接待5－6位客人，“哪里都记得住哟”。

阿娇跟客人走了以后，陈均坐到一个老头儿身旁。老头今年69岁，做杂工，身上套一件古怪的大西装，车灯照过来是酱红色的，脚上却趿着双塑料拖鞋。做杂工很累，挣钱不多，他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乐子，东坡广场是他常来的地方。接过一盒安全套，他看起来一头雾水，他一辈子没用过这个。

男人们渐渐围拢来，陈均开始示范：“轻轻撕开外包装，吹一下，挤掉空气……”男人们不好意思起来，冒出一串呵呵笑。陈均接着讲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一个坐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的男子说：“我看见报纸上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是万分之零点几呢。”陈均说：“如果你撞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她鼓励他们去疾控中心接受免费的艾滋病检测，一个虎头虎脑的男人问：“那查出来，是不是要抓起来？”众人哄笑。又有人问：“查出来，如果是艾滋病，会马上死吗？国家管治吗？”于是，窗口期、潜伏期、发病期、鸡尾酒疗法、四免一关怀，陈均摆开龙门阵。人越来越多，20多号男人围着她，可她一点不害怕，她镇得住场子。

工作总归要做的

10月2日，陈均穿过菜场，去看望一对感染者阿杰和小瑗。她在路边碰到阿杰的母亲，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老太太讨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媳妇，满腔的怨气。陈均轻声宽慰她，好像妇女主任。

小瑗原先是幼儿园老师，因为长得漂亮，被人拖下水，以卖养吸。她从一个男人身边转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只要对方能供她吸毒。跟了阿杰之后，两人联手上街骗外地人的钱，两个人一点不避陈医生，有一次，甚至为她演了一遍，运气好的时候，每天可入几千元。当然，因为公安管得越来越紧，大多数时候颗粒无收。

小瑗总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四五双样式时髦的皮靴摆在门口。她抱着一条名叫“喜喜”的吉娃娃狗，正伺候它吃饭喝水。阿杰一如继往抱怨着他的低保太少——除了陈医生，好象这个社会终究是欠了他的。他和小瑗都上过社会新闻版，一次是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他站到医务工作者一排，半张脸上了报纸，照片的说明是“医务工作者向艾滋病人献爱心”。他作计要跟报社打官司，却没有律师肯接，于是索赔500元了事。小瑗是“一女子在河边自杀未遂”，陈医生送她去了医院，又把吵架中的两口子撮合到病房里。

他和小瑗的免疫力都在200以上，没到吃药的阶段。但他常常会问：“免费吃药？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陈均不得不从头解释，包括国家抗艾经费的十几亿元并不全给了L市，也不是做个除法，平摊到每个感染者头上。“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无知啊。”

从阿杰家出来，就看见一个穿橙色T恤的男人抱着一个黑皮包像兔子一样跑过去了。两个刚打了晚饭的超市女职员呆在路边：“抢包包！”后面又过来一个男人，一声“陈医生”，便晃过去了。陈医生没有应他，也没有表情。这是两个在喝美沙酮的吸毒者，一个抢劫，一个殿后。黄金周也是他们找钱的黄金周，只是不知哪里来的游客又要去补办身份证了。

“有时候也沮丧的，这些人，很难改好了。但是，工作总归要去做的。”

10月3日，陈均家访另一户出门，迎面碰上昨天还求她续办参加美沙酮门诊的大石头，这已经是他第三回续办了。他们总是喝一阵，停一阵，海洛因比美沙酮，好比回锅肉与炒青菜，滋味到底不同。大石头颈子左侧有个烂洞，是注射颈动脉留下的。他因为艾滋病诱发肺结核，为了治病，老娘卖了房子，现在一家人住出租房。这天，他显然找到了钱，来拿货的，一转眼兴冲冲跟另一毒友会合，沿着马路走远了。他们的包里，多了两包白粉。

兜兜转转坐进吸毒者常去的茶馆，绰号师傅的老朋友迎面就劝陈均：“陈医生，没用的，我说你犯不着那么辛苦，又没有加班工资。”

“唉，我也搞不懂，他们究竟要什么，我们做些啥子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要啥子？不劳而获，你能给吗？”师傅接着说：“这些人，别说外人讨厌，我都讨厌他们。”

师傅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呷口浓茶，向陈均道：“你这样的人，领导是最喜欢的，埋头肯干，但永远没得提升，因为一提拔你，谁来做实事？我爸爸我哥哥都是这样的人。”

陈医生笑笑，继续做她的事，虽然也知道好多事情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改变的。

10月5日夜里10点，陈均家访完又一个病人，外面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她忽地想起假期快要结束了，还没有兑现带女儿去趟成都的诺言。女儿平时住校，难得回家呆几天，怪不得这几天嘴嘟起老高。她心里有点酸，朝肯德基走过去，打算买一对鸡翅、一杯圣代赔罪。

她和丈夫都是小城的工薪阶层，实在不适合洋快餐级别的消费。她没有一件衣服超过100元，以至于有些女病人跟她推心置腹：“陈姐，我看你这一辈子实在不值当。”不过那一刻，她加快了脚步，只希望店门还没打烊。

售楼小姐吐真言：卖房20个大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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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家购房所付的保险费其实是可以打八五折的，不要在售楼处买保单，外面的保险公司都可以为你打折。

　　2、现在高价房根本不用首付三成，但是你不要去找大银行，找像民生、浦发等小行，你完全可以办成8成贷款，四大银行每年都要被央行来查，所以他们很少违规，但小银行却可以不受限制。

　　3、开盘绝对没有好房子，好的房子全部被保留，然后每个月推出几套，但单价升得很快，要么就是你有关系，我们才给你好的房子。

　　4、广告没有一个是真的，千万别相信其中的外立面颜色，很多造出来比画的难看多了。

　　5、售楼员会用许多方法来逼你买房(业内叫SP)，让你无时无刻感到紧张，这时你千万要冷静。要自己看中才买。

　　6、别以为高层中的九到十一楼不错，那你大错了，这些楼层正好是扬灰层，脏空气到这个高度就会停顿，我们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7、别对景观抱太大希望，树和草是在交房前一个月从外地买来直接插土进去的，所以能多多存活就不错了

　　8、别以为面砖的外墙是好的，其实面砖漏水比涂料漏水的几率大多了，在国外都是用的高级涂料，没人用面砖当外墙。

　　9、别以为实测面积是对的，其实测绘局都被我们买通的，少你一个平米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国家就只承认他的测绘报告。

　　10、得房率，绿化率，容积率大多都是与实际不相符的，千万别相信我们，我们只是听工程部随便说说的，能对八成就不错了。

　　11、漏水和外立面的材料根本没关系，你们要关心的是桩有多深，因为新房漏水大多是因为房屋沉降过大，造成外墙裂缝才漏水的。(上海最适合打桩的是地下33-35米，这部分土特别好)

　　12、不要再相信任何奖项，我们公司买到的最大的一个奖是全国人居经典奖，是在人民大会堂发的奖状，你说大不大？五万一个嘛！

　　13、开盘的时候售楼处会有许多四五十岁的人在模型边上说这个房子好，千万别信，这些人大多是公司的领导来捧场的。

　　14、注意，有人代理公司来代理的楼盘他们通常花样最多，比如排队买号等，但是开房商直接销售就不会搞很多花头，那是因为代理商想赚开发商更多的代理费。

　　15、为何上海的所有凸窗看上去很大，但是能通风的只有很小一扇，我们说是为了安全，其实是整个上海的开发商都是为了省钱而内部统一那么做的。

　　16、如果报纸广告上的哪个楼盘单独印了一个房型，那你千万不要去买这个房型，不是买不掉的就是位置有问题，我们叫最后冲刺，你想啊，他干嘛不印其他的呢？

　　17、到售楼处后直接问售楼员看一样叫销控的本子，这样你才可以确切的知道哪些房子是真的没了，哪些房子还在，这本东西特别准，只有少数楼盘会做一份假的。

　　18、一个好的施工单位关键是看他的工地是否干净，建材堆放是否井井有条(建工，住总做的特别好)

　　19、不要相信物业管理会是广告上的外资单位来管理，通常只买他们的一个名字，然后叫物业顾问，这些外资物业公司通常只为单价在一万以上的楼盘来服务，别的其实都由本地公司来管理。

　　20、不要相信建筑设计是什么美国或加拿大的公司，这也是假的，国家规定外资设计单位不能单独参与一个楼盘的建筑设计，而必须是是外加一个国内设计公司来共同设计，但是真正做出房型的就是国内公司，弄个外国名字只是满足你们的崇洋媚外的心理。

我们所处的时代，天天都是愚人节……

1.一年级，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们，你们长大想干什么？我们争着举手回答“我长大了要当农民”、“我长大了想当工人”、“我长大了要做一名解放军”、“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发现工人下岗了，农民流浪了，解放军成了都市高楼里的看家狗，而科学家都成了商人。

2.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我们努力学习，说读书是唯一出路，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说大学毕业后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吃公粮，说当我们成了国家干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房子、老婆、孩子……　　

十年寒窗。后来我上了大学，吸干了父母的血汗，什么也没学到。毕业了，女朋友出去做台了，我大热天系着廉价领带到处推销我的袜子。如今我房子没有，老婆是我骗来的，孩子是我自己捣鼓出来的，户口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暂住证”。户口暂住了，于是孙志刚被害了；教育改革了，于是马加爵杀人了　
　
3.十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学生负担，八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如今我才发现当年我们班几个高材生现在都是驼背，说是从小被书包压的，而农民同志们都涌向了城市，女的M Y，男的盖楼。希望工程搞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孩童却蓬头垢面。

初中没毕业的温州人现在都做了老板。我们读初中的时候人家开始卖螺丝，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人家发明了一次性打火机，我们考大学的时候人家开始假冒伪劣，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本科学历以下免谈。10年前我漂泊到温州，美特斯.邦威是个小作坊，10年后我流浪到上海，郭富城为他卖命吆喝“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老总叫什么“威”什么的上了东方卫视的《财富人生》与主持人叶蓉公开调情！！叶蓉多漂亮多成熟多大方多可爱啊，就这么被一个正宗的初中生给近距离的意淫了。说实话，我看那期节目的时候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我被愚弄了。读书人为生意人卖命，文人为文盲打工，我们全体中国人都被温州人给愚弄了。

4.德国欧典地板连续六年获得3.15认证，今天我们才知道德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家企业，他是北京人爷们搞的小公司。那些比别人多花五倍钱买地板的主儿，现在应该知道他们脚底下踩的并不是德意志的森林而是长白山的棺木。这就是3.15！

5.自从“保健品协会”关门之后，又出来个“全国牙防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组”只是个拥有两张办公桌的个人小团体，因为“国”字当头，所以就有了愚弄国人的资本，佳洁士、高露洁，刷吧！　　

6.哈药六厂说中国人普遍缺钙，于是大家每天一片“钙中钙”，吃到最后果真吃出几位残奥冠军。其实钙片这东西就跟当年的“三株口服液”是同一种成份，类似于童子尿风干后的残渍，这跟那个一只老鳖烧20吨“中华鳖精”的故事如出一辙。史玉柱说：中国人不仅缺钙，更主要的是缺“铁”“锌”“锡”，于是大家就吃黄金搭档了，吃着吃着大脑就充满了白金，于是都去挖地

7.任志强说：中国房价还要涨，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于是我国人民迷糊了，东京最高房价是3万，上海陆家嘴房价是5万，而东京GDP是上海人GDP的10倍。可真够特色的。